公益诉讼三大难题如何破? 公益诉讼三大难题如何破?作者：首席记者张双山来源：《公民导刊》2019年第7期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益诉讼三大难题如何破? ,供大家参考。
公益诉讼三大难题如何破?作者：首席记者
张双山
来源：《公民导刊》2019年第7期
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今年6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调研,为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情况专项工作报告作准备。
在随同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公益诉讼线索发现难、鉴定难、取证难是制约公益诉讼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重庆检察机关立案公益诉讼案件2633件
2018年8月,经诉前公告程序,在没有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下,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依职权将四川隆昌红动玻璃有限公司及其渔箭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该案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庭审,并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旁听,最后判处四川隆昌红动玻璃有限公司及其渔箭分公司赔偿因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的污染治理费、生态环境修复费、司法鉴定费等合计29.4万元。四川隆昌红动玻璃有限公司对渔箭分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责任。同时,还要求两公司30日内在重庆市级以上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
这是重庆市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用国家法律正式确立。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大创新,是立足检察监督职能的一种新的履职方式,最高检已明确将公益诉讼检察作为“四大检察”之一。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实施至2019年4月,重庆全市检察机关共履职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154件,立案2633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2400件,相关行政机关采纳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1793件,未满回复期519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53件,其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1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36件。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领办的石柱自治县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业园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之首;荣昌区检察院起诉的古昌镇政府怠于履行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作为“将提起诉讼做成生动法治课”的典型案例写入了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三大难题困扰公益诉讼工作
在此次调研中,调研组成员发现,目前困扰公益诉讼工作的难点集中于:线索发现难、鉴定难、取证难,专业人才缺乏、鉴定费用高、制度落实不到位等。
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渠道较为单一。记者采访发现,截至2019年4月,全市检察机关共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154件,其中97.3%的案件线索系由检察机关在履职中自行发现。虽然检察机关与一些行政机关有会签协作机制,并明确了案件线索移送内容,但执行中行政机关普遍存在顾虑,主动移送案件线索极少。加上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公益诉讼工作的知晓度不高,因此群众举报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也非常少。
“鉴定难”是大家反映较突出的另一个问题。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三分院反映,环境资源领域民事(含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均涉及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而重庆市范围内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仅7家,加上鉴定人员少,需要开展司法鉴定的案件数量多(仅2018年环境资源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就有74件),供需极不平衡,这导致鉴定时间周期长,严重影响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效率。如:垫江县人民法院办理的仇伍勤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018年6月联系重庆市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到案发现场取样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至今仍未拿到鉴定意见。
“取证难”也是制约公益诉讼工作开展的一大因素。调研中,大家反映,个别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忌讳接受检察机关调查,个别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配合调查、不愿意接受询问。此外,有些偷排废水、废气等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收集、固定证据也很困难,给后续工作带来极大困扰。
此外,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偏窄等问题也摆在调研组成员面前。据了解,目前的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烈保护等方面,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领域,如交通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络侵权等仍没有纳入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同时,起诉至法院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案件结构不合理、影响力较小,也一定程度影响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截至目前,重庆市各级法院共受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50件,与其他省市相比数量较少。而50件案件结构不尽合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34件,占68%,检察院单独提起的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16件,仅占32%。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为非法捕捞水产品、销售假药刑事案件。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绝大多数为乡镇政府或区县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院起诉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赔偿费用标的多数为几万元,超过十万元的案件少之又少。可见,已受理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在全国范围内还缺乏足够影响力。
环境公益诉讼组织前行艰难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在诸多起诉主体之中,社会组织因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专业性和公益性等特征,逐步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在民事诉讼法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做出破冰规定后,新环境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又对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立法支撑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使我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基本确定。
在此次调研中,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代表公益社团、组织反映的一些情况,也引起了调研组的关注。
实践表明,环保公益组织如果想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但现实情况是,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制约已严重阻碍了其功能发挥,如:谁愿拿出一大笔钱为公众利益打一场官司?并且地方公益组织在本地提起公益诉讼需要承受很大压力,对当地政府态度的顾虑是其中之一。同时,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专业性、复杂性,高额的律师费已成为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沉重负担。
接受调研的部分环保公益组织还提出,在现实情况下,公益诉讼获得的赔偿款在扣除合理的费用后,治理、修复环境的费用该怎么处置?由涉诉环保组织取得,由政府相关部门取得,由肇事方治理、修复自行处理?这些问题仍没有明确答案。
推动公益诉讼改革纵深发展
“鉴定费用高,鉴定难度大,能否组建生态评定专家小组,拿出初步的评审意见,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确定是走简易程序,还是进一步深入鉴定,从而解决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在调研中,重庆市人大代表杨芙蓉建议。
梳理大家的建议,记者发现,首先是立法层面,建议启动公益诉讼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司法强制措施和进一步明确检察调查权具体方法手段,统一立案标准,解决公益诉讼工作一直没有统一的立案标准的问题。其次,要完善公益诉讼相关立法,明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相关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在起诉前要求有关单位提供证据材料,除有正当理由外,应当予以提供,不予配合的,严肃问责。
“还要发挥立法对公益诉讼的引领作用。”长寿区人民检察院的同志表示,目前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英烈保护法的规定,建议关注办案实践中的新情况,推动公益诉讼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也需要制定公益诉讼相关实施细则,明确办案流程、办案措施、诉讼程序、执行措施等。
“建议通过顶层设计,成立非盈利性的重庆市检察机关技术鉴定中心。”秀山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谈到,这样一来就可以统一负责鉴定市内疑难复杂的环境污染、食药品安全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各分院、基层院分别单独设立技术鉴定中心,负责鉴定辖区内一般环境污染、食药品安全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经费和人员统一保障。
“应该积极倡导、支持律师参与公益诉讼,使其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一些环保公益组织则建议,应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律师,由行业协会、政府、基金会等分担部分律师费并组织公益律师培训,促进和完善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业。
针对线索发现难等问题,大家则建议,搭建与行政机关执法、处罚信息共享平台,赋予检察机关查询权限。有关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共同落实好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加强案件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形成保护公益合力。
此外,大家还建议,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经费保障,协调财政部门安排全市“检察公益诉讼专项资金”,满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所需的装备配置、调查取证、评估鉴定等。
对于如何激励公益组织健康发展,大家建议,对公益诉讼的赔偿款,可设立专项基金存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会或其他类似的第三方基金组织,鼓励环保组织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工作。可以在公益诉讼胜诉后由环保组织的主管机关或者受案法院审查决定,从获得的赔偿金或相关的环保民事公益诉讼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奖励环保组织。(编辑
方娟41997313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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